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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天瑜:“封建”观点是如何偏离正轨的
时间:2021-09-07 03:15 点击次数:
本文摘要:文 / 冯天瑜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,我们才气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。——黑格尔(Georg Wilhelm F. Hegel1770—1831):《哲学史讲演录》第四卷一2002年夏,笔者访学德国,曾搭船旅行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,舟行间,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,多有灰色城堡耸立,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,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。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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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冯天瑜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,我们才气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。——黑格尔(Georg Wilhelm F. Hegel1770—1831):《哲学史讲演录》第四卷一2002年夏,笔者访学德国,曾搭船旅行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,舟行间,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,多有灰色城堡耸立,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,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。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。

面临此景,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“封建”观点辨析问题,骤然齐集心头。“封建”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,意谓“封土开国”、“封爵建藩”,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(中、越、朝、日)未生异义。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,日本的启蒙学者西周、福泽谕吉即是19世纪70年月,中国的严复即是20世纪初先后以“封建”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(封土封臣、采邑领主),使“封建”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。“封建”一词履历了观点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,日本因素也到场其内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传,深化了此一术语的涵义。

“封建”作为近现代观点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,释义纷纭,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庞大的演绎状况,涉及观点与“所指”简直切性问题,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以致整小我私家文、社会科学的生长相关联,故对其考索探究、阐微决疑,既非细事,也非易事。近代以降,汉字文化圈在对译西洋术语时,取音译、意译两法。音译所用汉字扬弃了字意,仅存字音,起着拼音符号作用,以模拟原语的读音,如以“逻辑”译logic,以“布尔乔亚”译bourgeoisie。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,但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,其寄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诠释。

然而,汉字是表意文字,一个汉字不仅有语音,另有语意,包蕴着文化内在,掌握汉字文化的人更倾向于用意译方式推介外来词。所谓意译,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,将字面意转换成相应的汉语表述,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(逻辑)和bourgeoisie(布尔乔亚),又意译为“论理学”和“资产阶级”,可由词形窥探内在,从而为译词提供意义支撑,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,掌握汉字文化的人可以观文索义,易于明白。固然,望文生义也可能诱发歧解,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义性和汉字的多种构词法造成的。意译又分两种,一是建立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,如“哲学”、“美学”、“体育”、“义务”等等即是新创意译词。

二是借用汉语旧名对译西方术语,中国人更习惯于此法。以旧名译外来术语从而衍为新名的乐成之作不少,如“伦理、政治、领域、机械、权利、物理”等等即是。言其“乐成”,是由于它们较好地实现了古今义的因革、中外义的对接。

如“物理”,作为汉语旧名,本义“万物之理”,自明清之际至近代,中日两国借以翻译Physics,意指一门近代科学(包罗力学、声学、光学、电学等),内在收缩,特指性明确了,然新名“物理”与旧名本义指示的偏向相合,工具义顺利地实现涵化。观点、领域的演变,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,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历程的迁衍、深化。然而,由于观点古今转换、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,情形错综庞大,误植也时有发生。

有学者指出,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,但在明白中也泛起一系列文化错位,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观点,诸如“理性”观点的误读、“科学”的实用化、“辩证法”的降级诠释、“实践”观点的变形、“自由”观点的附会,等等。①意译间旧名衍为新名发生文化错位,还可枚举一些典型例证。一如“经济”,旧名本义“经世济民”,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“经济”,寄义转为国民生产、消费、分配、交流之总和,兼指节约、俭省,与本义脱钩,新义又无法从“经济”词形推衍出来。

②再如新名“形而上学”,是借《周易》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,此新名之一义“超验哲理”,与旧名本义偏向相切合;但所含反辩证法的“静止论”、“机械论”、“外因论”之义,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偏向,也超出了旧名“形而上”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。③另如“自由”、“自由主义”,“小我私家”、“小我私家主义”等新名,在古今转换、中西对接的历程中,也在差别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、中西观点相互遮蔽的情形。

“封建”为观点误植的突出一例。二日中两国译者先后在19世纪70年月、20世纪初以“封建”译feudalism,原来大要是准确的,因为“封建”的汉语古义(封土开国)与feudalism的西义(封土封臣)具有通约性。固然,中西封建制又有差异,前者是“宗法封建制”,后者是“契约封建制”,但这种差异并不能否认以“封建”对译feudalism的基本合理性。

可是,时至20世纪20年月以降,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观的传入中国,将以“君主专制”和“田主经济”等“非封建”的秦汉至明清称之“封建社会”,又经由1929~1933年中国社会史论战,使这种泛化封建观借着“马克思主义史学”之名,逐渐普被中国。而这种泛化“封建”,既背离了“封建”古义与西义,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。

通览马克思论著,尤其是晚年的古代社会史条记即可发现,他阻挡历史单线进化论,一贯致力于对中古世界多途演进的研究,差别意以西欧模式套用东方,品评滥用“封建”,认为土地自由买卖的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,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。由于庞大的历史原因,泛化“封建”成为“日用而不辨”的史学术语,其实,它在新旧名更替之际陷入了观点误植,造成中国历史述事的紊乱。钱穆称之“削足适履”,侯外庐更将“封建”的误译严厉品评为“语乱天下”④,并非太过之辞。

术语厘定,是学科形成与生长的须要前提。对于任何学科而言,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、内在精准、外延明确的术语(尤其是焦点术语,或曰关键词)。如果“生产、生产力、生产关系、商品、价值、市场”等术语的寄义紊乱,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。

有了“细胞、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”等术语简直立,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。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紧要。仅以泰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,之所以恒久聚讼未决,重要原因之一,即是“封建”等焦点术语(关键词)的观点没有厘清,义项未能获得一致。

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(1893~1969)所称之“封建”,虽纳入“五种社会形态”之中,却仍与旧名本义(封土开国)保持联系,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,肯定“分封诸侯时,已划定封建制度的聚敛方式”。⑤徐中舒先生等也持西周封建说,注意了“封建”观点的古今一贯和中西通约。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先生(1892~1978)、翦伯赞先生(1898~1968)所称之“封建”,则扬弃旧名本义,加以泛解。郭宿将土地“归为私有”、“田主阶级泛起”、“专制帝制确立”等与“封建”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“封建制”的内在,认为“废封建,立郡县”的战国时期“开始了封建社会”,称实行君主集权的秦始皇为开创“封建制度的元勋”;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,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,称秦孝公“废井田,开阡陌”确立了封建社会。

⑥这些论说中的“封建”既脱离“封土开国”古义,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(feudalism)的寄义相去甚远。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(1903~1987),力辩“封国”并非封建制,认为“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,主要由于它没有‘农村为出发点’的经济基础”,可见侯先生是把“农业经济”“自然经济”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“封建”的主要尺度⑦,其对“封建”作泛解也是显着的。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(1902~1982)、唐长孺(1911~1994)、王仲荦、何兹全(1911~)等先生不赞成将“封建”泛化,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、门阀制度、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,这是以“封建”本义为基点,再作引申,兼容古义与西义。

⑧尚、唐、王、何诸先生所诠释之“封建”,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,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。以上诸家自立尺度,各说各话,莫衷一是。这种焦点术语内在歧异、义项多设的讨论,一定泛起同一议题之内“观点纷歧”、“论旨转移”的逻辑前提问题,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。

固然,由非学术因素作用,似乎也可以告竣某种“共识”(如统一为“战国封建说”,将周末至明清称之“封建时代”),但那种“共识”只能是一时“众服”的假象。在同一词形下,旧名变新名,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,如“科学”、“革命”、“共和”等等,新名所含观点既与旧名保持联系,又有合理的引申,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观点相涵化。⑨然而,泰半个世纪以来,“封建”由旧名向新名转换,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——甲、封建泛义(土地可以买卖的田主经济、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)不仅与本义(土地由封赐而来,不得转让买卖,政权疏散、诸侯林立)脱钩,而且同本义指示的偏向相背反;乙、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(封土封臣、采邑领主、人身依附、超经济剥夺)大异其趣;丙、汉字词“封建”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,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。

用这样的新名“封建”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“封建制度、封建社会、封建主义、封建时代”等等,也随之偏离正轨。于是,因为关键术语失准,一部中国历史的弘大述事,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。由此出发,史学界恒久探讨的“中国历史分期”、“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门期”、“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”、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”、“中国封建社会为何恒久延续”诸问题,都缺乏议论得以康健展开所必须的严密的观点坐标系。

可见,新名“封建”观点的准确性问题,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构筑,兹事体大,笔者不得不沿“《春秋》责备贤者”故例,考究笔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辈学人在那边失足,推原此一新名“形义脱节”、“名实错置”的症结所在。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,有一点似可预先清除:令“封建”寄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,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,方造成观点误植。事实上,将“封建”观点泛化的先生,多数饱读诗书,固然明确“封建”的古义是封土开国、封爵建藩;他们又多数熟识西文、西史,对feudalism的寄义为封土封臣、采邑庄园,并不生疏。

故“封建”泛化,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、西义,而是尚有缘由的。因此,“封建”观点被泛化,不但是一个语义学问题,更是历史学、文化学问题,可以总括为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问题。

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“封建”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,只廓清了论题外围,而尚未升堂入室、直逼要害处。了然于此以后,笔者决计另辟蹊径:在确认“封建”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,梳理“封建”观点演绎的轨迹,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,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,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,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详细历程,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观点变换的关键时段(如清民之际、五四时期、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)的社会—文化生态,以及在此种社会—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。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,从观点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历程中窥探“封建”被泛化的社会—文化因缘。

最后,提供一种改良设想,供诸君参考。一位语言学者说:“词义属于语言学领域,观点则属于逻辑学领域。”⑩笔者试图通过对“封建”从旧名向新名转变历程的辨识,为恒久困窘于“名不正而言不顺”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提供一个厘清观点(正名)的思路。三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,中国历史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“封建制度”,而是由宗法制、田主制、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。

(一)“宗法制”、“田主制”、“专制帝制”共存并行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,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,但“宗法制”、“田主制”与“专制帝制”三项要素贯串始终。宗法制是列朝皇统及贵族继续所遵之制,此制在民间也保有自治、自律形态,所谓家有庙、祠有产、宗有谱、族有规,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网络。

建设其上的宗法看法,则被加工为官方哲学和普世伦常,由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等德目组成的宗法伦理,为朝野所共认同遵。宗法制被田主制、专制帝制倚为社会根蒂和精神源泉。田主制以土地私有为特征,是秦汉至明清间小农社会的常态性制度,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参政的物质基础,选举、科举制的取代世卿世禄制,权要政治的取代贵族政治,均深植于田主——自耕农经济的土壤之中。秦以下两千余年社会的非封建性质,盖由土地私有的田主制所决议,此制奠基了专制帝制的宽阔深厚的物质基石。

专制帝制自秦汉以下传承不辍,改朝换代而此制神髓稳定,所谓“汉承秦制、宋承唐制、清承明制”,显示了专制帝制及其各相关制度的强劲延续力。帝王“以制命为职”(朱熹语),反映帝王意志的“诏令”通过垂直的权要系统布达四方,经由郡县制、流官制,实现中央对广土众民的掌控。朝廷又经由选举、科举,君主与庶民对接,从而扩大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,具有流动性而又臣服于朝廷的士医生阶级,是高度疏散的农业社会得以整合的气力。

“宗法制”、“土地私有制”与“专制帝制”三者并非独立并列,而是互为内外、相互增补的,它们相与共生、十全十美——男耕女织、土地私有、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,是宗法制与专制帝制存在的经济基础,又被其反哺并受其掩护。集权而又流动的权要政治与自在自律的宗族组织形成二重结构:在行政治理上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,而在民间社会又有宗法制织造的宽大而富于韧性的网络,形成国家“专制权力”与“社会下层权力”的相互分工,“王法”与“人情”的相互契合。

11这种“宗法—专制”二重社会结构与田主—自耕农制的经济形态相互维系。官学私学并存互动、学仕一体的文教—选官体制,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信仰格式,都在上述社会结构、经济形态内繁衍,并为之造就人才、提供看法支撑。以上诸层面融汇成的自足性机体,具有顽强的延传能力。直至近代,在工业文明焕发的内外因素作用下,宗法专制帝制才逐渐解体,作为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一贯政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。

(二)秦以下社会拟名:宗法田主专制社会(简称田主社会)综论之,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,在中国恒久延续的,不是渐居次要的“封建制度”,而是由宗法制、田主制、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。在西欧、日本有典型体现的封建化的三特征——农人农奴化、土地庄园化、政权多元化,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局势与之背反,故秦汉至明清冠以“封建社会”,显然不得要领,而称之“宗法田主专制社会”,似可昭示这两千余年间社会组织、经济结构、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。固然,若能在三要素之上拟一总名,方称全解。

参酌“仆从社会”、“封建社会”(非泛化的)、“资本主义社会”等历史段落的命名,均取该时代社会经济结构最焦点的要素作标志,如“仆从”(该时代生产者的主体为丧失人身自由的仆从),“封建”(该时代实行“封土建藩”“封土封臣”的政治、经济制度),“资本”(该时代社会经济维系于资本的营运与增殖),皆一语道破入之词。而秦汉至明清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组成是田土私有的田主——自耕农制,简称田主制,此制又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制度(宗法制)、政治制度(专制帝制)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,故这两千余年中国社会似可简称“田主社会”。此一名目较之“封建社会”更切近秦汉至明清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实际;较之“专制社会”的偏于政制,更能昭示此一社会形态的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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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此一拟名,笔者不敢自是。这一点睛之笔,还须求之高明,并留意于来日。注释:①邓晓芒:《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》,《世界哲学》2002年增刊。

②冯天瑜:《“经济”观点误植考》,日文本,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乜ン夕一编《日本研究》第31期。③冯天瑜:《新名辨析——以“经济、封建、形而上学”为例》,载《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》,崇文书局,2005年版。

④侯外庐:《论中国封建的形式及其法典化》,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(上)》,人民出书社,1987年版。⑤范文澜:《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》,(延安)《中国文化》第1卷第3期,1940年;《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》,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》1954年第1集。⑥郭沫若:《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》,《新建设》1951年第4期;翦伯赞《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》,《历史研究》1959年第6期。

⑦参见《中国古代“都会国家”的起源及其生长》,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(上)》,人民出书社,1987年版;侯外庐《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》,《历史研究》1956年第8期。⑧尚钺:《如何明白历史人物、事件和现象》,《教学与研究》1956年第4期;何兹全《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》,《文史哲》1956年第8期;唐长孺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》,武汉大学出书社,1992年版。

⑨参见冯天瑜:《新语探源——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》关于“革命”“共和”“科学”等新名生成的叙述,中华书局,2004年版。⑩曹炜:《现代汉语词义学》,学林出书社,2001年版,第13页。11黄宗智:《民事审判与民间调整:清代的表达与实践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,1998年版,第213—219页。12《辛亥革命》资料丛刊第8册,上海人民出书社,1981年版,第183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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